文｜席辉
《运动场内外：近代江南的女子体育(1895—1937)》是中国女性运动史领域研究专家游鉴明的扛鼎之作，作者试图从性别视角，审视女子体育与国家、社会文化以及女性自身的关系，呈现了西方体育和健康美思想传入后，女子如何冲破重重阻碍，产生新观念和新行为，公众舆论、观众、传媒对女性运动产生了哪些反应，学校教育、运动竞赛又有了哪些变化。该书所呈现的多元与复杂程度，跨出了体育史的专门领域范畴。
《运动场内外：近代江南的女子体育（1895—1937）》
游鉴明 著
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
女子体育的转型
金安平的《合肥四姐妹》，曾对沈从文的妻子张兆和做过一些描述，例如，“她长得黑，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像个小男生，又胖又壮，样子粗粗的，没有闺秀气”，从来没有家人注意她的容貌丰姿等等。其貌不扬的张兆和，在19岁后却吸引了不少男性，仰慕者还给她取“黑凤”“黑牡丹”这类绰号，包括她的家人和她自己都十分意外。
据1929年和1931年的《申报》报道，当年张兆和是上海中国公学女子篮球队的队长，曾邀请复旦大学女子篮球队赛球。这些信息清楚地告诉我们，张兆和是一位擅长体育的女性，在倡导“体育能带来健康美”的时代，张兆和的形象迎合了当时的时髦口号，难怪能吸引众多男性的青睐。
一般认为，中国传统女性是不运动或很少运动的，其实通过出土文物、史册文献诗词、小说或图像资料，可以看到传统女性经常会荡秋千、放纸鸢和踢毽子，既娱乐自己，又锻炼了身体。即使是需要费体力的运动，像蹴鞠、马球和步打球，甚至相扑、拔河，其中也都有女性的身影。以蹴鞠为例，从两汉到元明，女子蹴鞠的活动一直不曾中断，直到清代，才被踢毽子取代。至于会骑射、拳术或武术的女子，历代也不罕见，她们多半是受父兄训练，把这些活动当作娱乐或健身，也有女性借由这些技能来防敌或打仗。传统女子虽不乏体育运动，但除了球戏有较多人参与，多半是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参与运动。同时，传统女性的运动大多是为了消遣、娱乐或健身，不像近代体育带有浓厚的竞赛动机。
到了近代，中国女性的运动出现大的变化。一方面，近代的女子体育是被有目的地宣导、有计划地运作的，并通过学校教育，以循序渐进的集体训练方式，让女性进行身体锻炼。另一方面，运动的形态出现很大程度的改变，运动的内容也比过去丰富许多，最早是体操运动、舞蹈，接着有溜冰、骑自行车、游泳，以及各式球类运动、田径运动，体育因此迈入运动竞赛的时代。
针对中国女性在近代体育史上地位的大转变，《运动场内外》一书进行了深入探讨，时间段则集中在1895年到1937年。之所以选择这段时期，是因为此时中国女性的身体运动有很大的变化，中国也培养出不少具备运动才能的女运动员。
2
“健康美”成时尚
从清末到1937年，中国倡导女子体育的言论不可胜数，可以归纳出两个大方向：一是为何要女性运动，二是女性应该如何运动。在为何要女性运动的议题上，论者不是围绕着以国家、民族为中心的女子体育观，就是将重点放在从健康美出发的女子体育观上。强调国家、民族的论调，除了早期受国外思潮影响，主要来自知识分子对当时国势动荡不安的忧虑，因此，身体运动被认为是强国健体、解救民族的良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健康美”的观念被引进后，又对女性产生较大吸引力。“健康美”挑战“病态美”和“人工美”，也与强国健体的言论并行不悖，因而得到了广泛认可。
女性运动有了目标后，接下来应该怎么运动？有一派人认为女性的运动可以比照男性，另一派人则认为女性的运动应该不同于男性。这些人要么是体育专家，要么是受西方体育观或两性平等观念影响的知识分子。其中，不赞成女性过度运动或进行男性化运动的论者，多半从女性生理或是男女身心差异出发提出反对意见。
倡导女子体育不能光说不练，必须有实践的空间，学校是当时推动女子体育和指导女学生运动的主要场所。女子体育开始推广时，遇到许多困难，除了受缠足习俗的制约，透过江南地区各地女子体育实施的图景，还可看到运动空间不足、体育教学分歧、专业体育师资短缺等各种问题。
学校的体育课最初称为体操科，在女子体育方面，虽然有少数女子学校引进球类运动，但主要还是体操、舞蹈和游戏。后来体操科改称体育科之后，才很少再看到僵化的兵式体操，教学内容变为田径、球类运动和普通体操。
近代女子体育不仅依靠普通学校推动，也仰仗体育学校对女子体育人才和体育师资的培育。早在清末，就有体操传习会、体育速成班的设置。随着女子体育受到重视，正规的女子体育学校或体育科系逐渐增多，而且多设在江南。由于内外在因素的影响，女子体育学校大半是在艰苦的环境下展开体育人才的培养。尽管举步维艰，中国早期的女子体育专家或精英运动员，大多还是来自这些学校和机构。
学生和女运动员如何看待运动？从江南地区的女学生来看，大致可分成三种类型。一种是通过学生自治组织倡导运动，组织球队，安排趣味化的体育活动或刺激的运动竞赛，甚至积极争取运动设施，参与建设的工程；而这群女学生的体育活动，有时是为了呼应学校的体育政策。第二种是把运动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通过女学生的作文、书信、日记、回忆录、传记或问卷调查，可以看到有不少女学生热衷于运动。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自我表述的文章中，绝大多数人不涉及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而是出于兴趣或为了健康。第三种是厌恶体育课，其实有不少男女学生，都有逃避体育课的经验或渴望。
《运动场内外》指出，当校园体育逐渐风行后，男女学生的关系也起了变化，不少男学生对女学生的运动充满好奇，还试图教导并干预女学生运动。而女学生的反应，从抗拒男学生观看运动、互争运动空间，到互相切磋运动，无奇不有。
通过女学生参与运动的文字叙述和照片，可以了解到女学生的肢体活动出现了惊人的变化，无论是陆地、水中，还是跑、跳、投掷、翻滚，每一种需要体力和运动技术的动作都有突破，反映出这一时期的体育训练和运动竞赛正在为中国女性塑造新的体魄。
游鉴明认为，更重要的是，这群社会的新群体，在参与运动竞赛的过程中可以得到一般女学生没有的成长经验，特别是开阔了视野，接触到了近代文明。面对这群因运动而崛起的学校精英，学校对她们十分礼遇，但其他学生对她们的态度却各有不同，有人把女选手当偶像来崇拜，并组织拉拉队为她们助威，也有学生对她们持保留态度。
随着各种运动竞赛的热烈展开，女子体育渐渐成为大都会的流行文化。在20世纪30年代，以体育为题材的国内外电影陆续上映。无论电影广告还是影片内容，都大量套用“健美”这个观念或词语。这一时期，电影《体育皇后》传递了正确的体育观，对社会影响较大，带动片中的女主角爆红，甚至成为女子运动的代言人。
3
超越自我
“女性主体”是女性史研究的热门话题，过去将女性看作受压迫者的论调，因为后现代、后殖民和女性主义的影响，不断受到挑战，对中国明清时期“才女文化”的研究便是最好的例子。在中外学者深入挖掘下，中国传统女性形象出现新的面貌，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不但创作诗文，还从事艺文交流，甚至行销自己的作品，这种积极、主动的表现，颠覆了人们过去对女性的单一观感。除了才女研究，也有学者从清代一般家庭妇女的婚姻中，找到女性张扬个性的一面。进入近代，女性的自我呈现更是无处不在。“其中，通过身体运动追求自主的女性，和女作家、女学生、女权运动者或是各行各业女性的主体呈现不尽相同，她们所展现的自主性，远超过同时代的许多女性。”游鉴明认为。
对喜欢运动或经常参加运动竞赛的女学生而言，为了争取运动时间和空间，她们不分日夜地苦练，甚至不顾女性形象，大胆争夺被男学生独占的运动场地。为了展现运动实力，她们跨越性别界限，和男学生一起运动，还向男学生挑战或接受他们的挑战。至于有运动专长或出身体育学校的女学生，她们更勇于展现运动的实力，在各种运动竞赛中，不时有出人意料的成绩，甚至超越了男运动员。
《运动场内外》指出，更重要的是，当女运动员不断超越自我、挑战男性的时候，社会各界也帮她们撼动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价值。除了来自学校的各种礼遇，当时在华东举行的地方运动会和全国运动会中，运动员的出场顺序、领奖先后，乃至宿舍的安排，都是女性优先。杰出的女运动员或女球队，还受邀到各地表演，甚至出国演出，享有许多男运动员没有的“特权”。这些特殊待遇都是为了倡导女子体育，更明白地说，是为了让女运动员能替学校、地方、国家争光。正是各界对女子运动的大力倡导，才让女运动员在开创自主空间时，比其余女性更加游刃有余。
从《运动场内外》来看，近代女子体育是西方的产物，中国这一时期的女子体育在训练方法、运动观念、竞赛精神、比赛规则、性别区隔和宣传手法上，与西方相差不大，但受中国自身文化和地方特性的影响，有关媒体报道、观众态度、广告内容、女运动员行为等方面，还是有许多差异。另外，中国的女子体育是站在救亡图存的宏大国家论述下出发的，但当女子运动出现在公共场所时，不管是在学校操场、公共运动场、游泳池畔，还是在各式球场上，女性的运动都不只是为了国家。其中呈现的复杂现象，让女子体育的意涵有很大的诠释空间，这也是研究该议题有趣的地方。
相关文章：
超2000名外籍游客乘3艘巨轮来 天津口岸迎“邮轮热”05-02
人民日报任平文章：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05-02
书坊｜当女子身影闪耀在运动场05-02
独一无二：帕加尼展示Zonda Roadster超跑，昆仑山主题05-01
中国经济扛得住巨浪（望海楼）05-01